听说在先前打仗的时候,两人成竹在胸,根本不熬夜的。那么紧急的时候都悠哉悠哉,想来以后也会更加注意……

送别了范仲淹,王言开始专心的经营的河南路的地盘。

不外乎那么三板斧,干大户,干流氓,分田地,收商税,大量的开展工程建设。再加上他掌握着的自主发行新钱的权力,而不必要拿大量的铜来铸币发行,就如千年后的国家发展一般,一定程度的财政赤字也是无所谓的。

而且中央朝廷也不跟他收税,他只要保证新得的土地安稳,并掏出一部分的边军军资,那就是成功。事实上这才是京城对于边地官员的要求。

只不过他们没想到,王言来了一年,就把延州给致富了,还练出了一支强军,直接就拉出去打西夏。甚至于整场战役下来,延州方面的军资,并没有要京城支付,只是提供了大量的军器武备,以及正常的禁军开支以及少量的禁军伤亡抚恤,弥补了一些粮食缺口,剩下的全是延州一州之力撑下来的。

这才是人们对王言又爱又恨的原因,他太会搞钱了,也不是竭泽而渔,毕竟杭州就在那里,除了科举的人才腰斩,到现在都没恢复以外,别的都挺好。

欣欣向荣,是一个形容词。但是在王言主政治理的地方,那是实实在在肉眼可见的变化。如果将这个时间拉长到十年,也可称一句翻天覆地的变化了。

在各种的官员都配备齐全,王言好好收拾了一顿敢于不服的人以后,整个的河南路就安安稳稳的发展起来。

王言也默默的推行着他的新钞在边地流通扩散。

有官方支持,再加上王言大力的发展贸易,以及他强硬的要求,在他治理的河南路境内,在东西两个榷场,必须用他发行的新钞交易。

随着商业交流的展开,商户们自然的便发现了新钞的方便以及坚挺,必然的会慢慢的接受。新钞的锚定,是王言按照所有的税赋,以及生产总值等等,综合算出来的,而没有单纯的锚定一点。

而真的说起来,其实新钞锚定的是他王言的个人威势。他实际上也没有按照算出来的数据,去印发新钞,那只是他公布出的对商人们的解释。

实际上他是根据新钞的传播范围的人口来发行的,他大致的综合一下数据,再根据经验沽出一个不至于爆炸的数就行了,基本处于极限状态。众所周知,不拉负债,是没办法快速的把建设快速拉起来的。

而对于西夏、契丹的调理,那是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的。他现在派兵出去单挑,想要施展一番生化战,已经没人接招了。总结战争经验是必要的一件事,不论是西夏还是契丹,他们都认为王言之前派兵单挑杀了许多精锐,是影响战争的重要因素。

但是没关系,他会派人去到两边,暗戳戳的宣扬他这边的政策,说这边有多好云云。而且因为离的近的关系,他们其实也早听说了这边的好生活,这种消息是封锁不住的,他们自己人就在互相传说,他再派人宣扬,效果还是有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