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长青慢慢地将猪蹄上的肉分离下来:“我比较了解日本社会,放在那最合适。”

之前他和杜可可也探讨过这个问题,记得当时说:“我不觉得这故事感人,反而令人透心凉。”

杜可可也有些意外:“为何这么说?”

“影片中的六个人蝼蚁般生活在逼仄的房间里,冬天瑟瑟发抖,夏天汗水涔涔,吃偷来的食物,用偷来的香波,温暖感人在哪里?

女大学生与风俗店里与客人拥抱流泪,惯偷犯男人教捡来的孩子叫自己爸爸,所有人像一家人一样整整齐齐地坐在屋檐下仰望烟花,这真是温馨吗?

他们活在孤岛上一般与世界脱离,自称父亲的男人躺在那吊儿郎当地说笑: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。

安于苟且,难道这就是生活的意义?

这部电影没有多少社会批判,试图通过温情来逃避问题,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叙事角度。

我们国家或许有比这更不堪的情况,但绝不应该对民众煽动这样的情怀,更不该引导民众习惯并喜爱这样的故事,所以我不在国内拍。”

杜可可给了苏长青一个评价:“杞人忧天,装腔作势。”

吃了两个猪蹄,喝了一大杯啤酒,梅露兰·多拉的眼睛更亮了:“下午你有什么安排吗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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