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也是没有官员直接反对的主要原因,要是直接触及他们的权益和利益,哪怕朱瞻基是监国太孙,也会又无数的官员来反对这项政策。

就在朱瞻基的《少年中国说》在大明掀起一阵沸腾的时候,全国数十万学子都被这篇文章激发的豪情百丈。

然后,整个大明很快就被各地的揭榜给吸引了注意力。

从洪武年间到永乐年间,因为国泰民安,学子的数量增加了十倍有余。

洪武元年,全国参加会试的学子只有两千人,这些人几乎每个人都被授官。

到了永乐二年,参加会试的学子就超过了一万人,而且因为靖难之役的耽搁,那一年的会试人数达到了一万四千九百三十八人,差六十二人就达到了一万五千人。

随后每年的会试人选屡屡上升,应天府的大明贡院,一共修建了两万个号房,供全国的学子考试。

而且,大明的科考并不仅仅是一科,仔细分来,总计有五十一场分类考试。

只不过,除了科考,其他学科的考试,考上的大部分只能为吏,不能为官。

像太医院的医生,户部的会计,刑部的捕头,兵部的武状元,工部的工匠,他们都是通过这种考试晋升为吏的。

也就是说,大明其实不缺少专业人才,只是将儒家的地位抬的太高,压制了其他学科的为官之路。

明朝第一次会试,录取率几乎是百分之百。

但是到了永乐年间,录取率就直接跌到了百分之十左右。如今每一届的会试,总人数大约一万六七,选出的三甲进士人数都在一千三百人左右。

而且,这还是经过了县试,府试,乡试之后淘汰出来的学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