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这正是戏剧矛盾之处,尊严和自由哪个重要。

汉娜是集中营管理员,是国家犯罪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,当她受命拣选女囚犯,把她们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去受死时,她没有怀疑过、更没有挑战过这个命令的合理性。

当关押数百犹太人的教堂起火,她考虑更多的是如何维持秩序、防止囚犯逃跑,而不是开门救命,于是烧死了许多人,她还是有罪的。”

“你刚才问少年为什么没有出庭作证,原因恐怕很复杂。”餐厅里很热,苏长青从寒冷中彻底缓了过来,于是啤酒喝得很勤:“首先是作证也无法免去所有杀人罪行,其次是他们这一代人对上一辈的罪行感到羞耻,心怀怨恨。

但他依然爱着汉娜,在她服刑期间依然寄录音带为她朗读,教她识字。”

梅露兰·多拉很快反应过来了:“这故事有为战争罪犯开脱的味道,个人虽然在国家意志面前很渺小,但毕竟有选择的能力。”

“如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文盲,没有选择的能力呢?”

“您在设定一种极端的情况,但这改变不了犯罪事实。”

“清算战争罪行是其次的,其实这是个关于羞耻、谎言与傲慢的故事。”

梅露兰·多拉又有些意外:“哦?”

当苏长青想把这个故事真写出来时,才明白这并非是一部反战自省片。

一战之后德国识字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,按道理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汉娜绝不应该是个文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