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上海视察期间,你基本是半公开亮相,日本领事馆,日驻军部队,以及日驻沪各情报机关早就知道你的身份,这些部门如果要绑架你,根本不用等上海站的人通风报信。”

关景言抬抬眼皮:“这些我早就知道,但我在上海虽然是半公开行动,但所经之处无一不是我军所控之地。

最后,我本意在闸北军营会见上海站主要人员,是陈浩秋声称军营四周必有日本间谍监视,所以才改到法租界酒店。

而我刚刚从酒店离开,就遭到了刺杀,日本人怎么就瞅的这么准?

我怀疑这批刺杀我的日本人,和姚天南的那个司机就是一伙的。他们能买通姚天南,自然也能买通陈浩秋。

日本人想绑架我,结果被我逃了,所以又想出了利用你接近我……”

方不为有些哭笑不得,关景言是怎么把这两件事扯到一块的?

司机交待的很清楚,接近关景言的计划,是特高课年前就做出的,距今都快要半年了。

只不过关景言深居简出,他们无从下手,后来才把主意打到了自己身上。

如果特高课改变主意,接近关景言不成才想要绑架,就肯定会通知司机。不然两方不通消息,出变故的可能性非常大,司机因此暴露也有可能。

而司机从来就没有接到过相关的命令。

而最关键的问题是,特高课的目的是想在委员长身边安排一枚奸细,而不是只想利用一次。

从关景言的嘴里知道一次绝密能起什么大用?特高课是想让关景言源源不断的为他们提供机密情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