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祁镇心中暗暗叹息一声。

不同的底层思想,就衍生出不同的政策。

就好像是韩雍所言,有善治,无善制。

这个论断,就是从理学之中,先做好人,再做好事这个理论延伸出来的。

过度强调人的作用。从来推崇所谓明君贤臣。对制度上东西,不能说不重视,但是并强调。

当然了,朱祁镇也知道,韩雍对于变法的态度,并不是太积极的。

倒不是韩雍反对,而是从下层一步步做上来的,内心之中并没有什么条条框框,也没有什么这个不能改,这个不能变的想法。

只是正因为见识更多,明白地方的情弊,他的态度更多是持重。

朱祁镇并不知道,易知单这项制度,在明代中晚期,也大行于事,但是到了清代反而废除了。

倒不是这个易知单不能用了。

一来是百姓大多不识字,胥吏上下其手,有这个与没有这个并没有太大的区别,甚至不能加重胥吏的违法乱纪的成本。

二来,就是经过一两百年的发展之后,这易知单早就变得不易知起来,甚至复杂到了谁都看不明白的地步。

甚至印刷易知单的费用,就已经成为地方的一项财政负担了。

到了康熙年间,正式废除了这一项规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