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先,就是朝廷的官员不足。如果想要增加管事的官员,不是翻倍,甚至要增加好几倍的低级官员。

其次,民智开发不够,大部分老百姓都不识字,一辈子没有出过县,能有什么见识?

想要让他们接受朝廷的这一套,花费的精力就大的惊人。

所以,皇权下乡不仅仅是制度问题,也不仅仅是成本问题,更涉及到了教育问题。

但是,通过这件案子,朱瞻基虽然没有看到改变这一切的契机,但是最少能制定一份约束宗族势力的律法,将一切法制化,而不是依靠人情化。

宗族势力的历史悠久,远超国家的存在。在隋唐以前,宗族势力的优先还要大于皇权。官员想要当官,依靠的都不是科举,而是举荐。

隋朝因为要改革,隋炀帝步子太大,扯到蛋了,直接被赶下台,还成就了千古恶名。

唐代武则天时期,宗族势力才真正受到了巨大的打击,从那以后,科举成为了官场的主要晋升渠道。

而宗族势力在那以后,也逐渐被规范化,制度化。

宋代的范仲淹首创义田。

当时范仲淹虽然身居高位,生活日益富足,但他十分节俭,而且还把钱花在他认为最重要的地方。他省下一些钱财,来兴办义庄。

范仲淹和他的哥哥范仲温“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,以岁给宗族,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”。他们把这些田地捐赠给自己的宗族,并且订立了十三条规矩,这样一来,就算是本族的穷苦人家,也能够生存下去。

从那以后,不仅仅有义田,还有了义学。有族中有钱的人捐出来的天地出产,可以供贫苦子弟就学。

除了义田、义学之外,甚至还有义冢,用来埋葬本宗族的穷苦之人,不至于死后连丧事都办不起。

这种义田的发展,让宗族势力重新又膨胀了起来,宗族势力成为朝廷管理的衍伸和补充。